21世纪的中美海上竞争逻辑

2008年成为中美海洋关系发生决定性转折的关键时间节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利益的成长，尤其是自能源需求中滋生的“南海偏执”的出现，使得中美两国间海上摩擦事件的发生频率一举进入增长区间。从那时起，历经12年演化，中美海上竞争的“接合点”以及可能导致擦枪走火的场景已变得空前密集。美国资深海军事务记者迈克尔·法贝（Michael Fabey）在2017年10月的《Crashback：美中在太平洋上的权势碰撞》中，几乎事无巨细地罗列了所有这些情境：

2009年3月中国舰船在南海国际水域对美军水下情报侦听船“无瑕”号（USNS Impeccable, T-AGOS-23）的拦截行动，2013年12月发生在美国巡洋舰“考彭斯”号（USS Cowpens, CG-63）与一艘中国登陆舰之间的危险猫鼠游戏，“环太平洋2014”（RIMPAC 2014）演习期间出现在夏威夷外海的中国电子情报搜集船，中方在南海上经由吹沙填海形成的“沙墙”工事……法贝断言，随着两国在舰船/飞机迫近对峙、反舰弹道导弹以及南海造岛三大问题上同时处于对抗状态，很难想像所有美军指挥官都愿意如2013年时的“考彭斯”号舰长一般，在最后时刻采取“Crashback”（推进器紧急停车）动作。而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S. Erickson）等研究者设想过的中美在同种海洋秩序下共存的可能性，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 “吹沙造岛”

今时今日，中国海军在舰艇数量和武器装备的层次、性能上已经上升为全球第二。过去十年中国新下水舰艇的吨位数与质量，几乎相当于美国连同其亚太盟国之和。然而这种整体实力差距的迅速缩小，并没有如克兰西笔下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海军一般，形成在北大西洋、地中海、太平洋等多个方向上挑战美国海上霸权的姿态。相反，迄今为止中国对美国实施的海上威慑与拒止，范围从未超过所谓“第二岛链”。更确切地说，它们过于高密度地集中在南中国海周边，从而带来了一项令许多研究者极度困惑的悖论：倘若中国志在从海上维护其全球利益，发展类似反舰弹道导弹（ASBM）这样的岸基武器又有何必要？而一支立足守势的舰队，为何又需要航母？

理念之争：全域介入VS步步为营

外界认为中国和过去5个世纪里追求过强大海权的所有陆海复合型国家一样，犯了将大陆领土和安全观念生硬搬弄到海上的错误，从而违背了“海权论之父”马汉关于“大洋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忠告。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中心（CMSI）在2015年春天出版的“中国的远海行动”主题论文集，被命名为“越过长城”（Beyond the Wall）。该文集编者之一安德鲁·埃里克森副教授曾经告诉笔者，在他看来，中国海洋战略的发展轨迹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相当类似，首先寻求的都是形成足以覆盖本土周边海域（黄海、东海和南海）的防卫能力，接着尝试将第一、第二岛链以内的半封闭海域变为假想敌无法插足的“反介入区”，最后则是培养执行跨地区非传统安全任务的能力。海权建设的资源投入优先度以及实际效能将伴随空间距离的递增而衰减，并且在每一阶段都有相当具体的战略地理座标或遏制点（Choke Point）作为边界，宛如修筑在海上的万里长城。而中国海军远海行动的增长，将形成“越过长城”：趋势虽属向外，重心仍在内侧。

埃里克森的看法，颇能代表美国政策界、尤其是海军事务研究界部分专家对中国海洋转型进程（Maritime Transformation）的看法。所谓“海上长城论”，在不同领域和层面曾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称谓：在西太平洋海洋安全问题上，它被叫作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在南海，被称为“沙造长城”；在装备发展上，则被称为“要塞舰队”（Fortress Fleet）。其共同点是，认为中国和过去5个世纪里追求过强大海权的所有陆海复合型国家一样，犯了将大陆领土和安全观念生硬搬弄到海上的错误，从而违背了“海权论之父”马汉关于“大洋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忠告。由于“长城”能庇护的仅是规模较小的经济—安全共同体，一旦主导性海洋强国充分利用其对全球开放市场和安全体系的影响力，组织相应的战略同盟做出制衡，挑战者将在越过“长城”之前自行崩塌。

▲ “沙造长城”

无论此种评价是否客观，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它反映了16世纪以来主导性海洋霸权国家的一般安全观念。对自我定位为全球领导者的美国而言，存在两项至关重要的战略地理目标：在全球层面，要保障普遍的航行与贸易自由，以维护由华盛顿主导的开放政治—经济体系的安全，并从商品、原材料和资本的流通中获利。这意味着美国所欲维护的不仅是与自身的商品进出口和战略性原材料输入直接相关的航路（如大西洋），还囊括了整个海洋“公域”。在地区层面，则要防止任何一个强国在其周边地区建立封闭势力范围，从而影响到全球政治和经济空间的连续性；尤其要防止这类国家以势力范围为杠杆，挑战美国的介入能力和地区影响力。

应当这样理解其中的逻辑：尽管今日的全球经济已大大不同于17~18世纪“贸易即富源”的模式，但海洋作为经济交往通道的价值依然十分突出。在虚拟空间进行的资本流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海上运输。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利益遍布五大洲，皆由海洋航线加以联通。是故最大限度地保障海路畅通不止是维系外部威望的基础，而且可以被视为一项内政措施——它服务于构成美国经济基础的私人资本。

更有甚者，作为全球化关键基础的普遍航行自由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美国霸权的副产品。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以其无与伦比的海上力量确保了全球海上通道的开放，使各国无须承担海洋安保义务便可使用这一机动介质。相应的，美国也具备了更大的话语权和执行力去限制其他国家对海洋的军事利用。这便是美方在2015年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中提出的“全域介入”（All Domain Access）的实质。

相比之下，中国海军在进入21世纪之后最显著的战略信条变化，是在2015年版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申明：“（解放军）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所谓“近海防御”，就性质而言可以细分为两类任务：一是拓展在西太平洋、尤其是第二岛链以内的海上防御纵深，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中国最富经济活力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二是保障对发展经济至关重要、且仍在不断延伸的海上交通线——尤其是经马六甲进入印度洋的南海航线——的安全，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当下，中国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将其近海防御圈的覆盖范围延伸到了150~200海里（即整个专属经济区），从而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建立起了事实上的有效对海控制（Control of the Sea），并将活动范围进一步朝第二岛链延伸。

至于另一个概念“远海护卫”，它至少包含有两部分内容：一是在远离本土600海里以上的区域，进一步提升对海上交通线的防卫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在南海海域建立侦察和补给据点，尝试派遣潜艇在印度洋进行定期水下巡航，以及在东南亚和非洲获取区域外补给、停靠基地的努力。二是继续培养实施区域外非传统安全行动的能力，如海军外交、海上联合执法（例如护航行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HADR）等。

▲ “要塞战略”

应当承认，尽管解放军海军的装备状况在过去十几年里有了显著改善，但和具备全球级海洋能力的美国相比，今日的中国海军本质上依然只是一支“先进中等海上力量”：它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自卫能力，但在跨区域活动和投送能力方面劣势明显，并且对全球主要的海洋地理遏制点（Choke Point）缺乏影响。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特殊的海洋地理形势，在无形中放大了其海上力量的杠杆作用。尽管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中国直接濒临的黄海、东海和南海皆属于半封闭的边缘海，不能直接抵达开阔大洋；舰船需要穿越好几道岛链、海峡或类似的地理遏制点（大部分由美国及其盟友控制）才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公海。但边缘海的半封闭性也提供了“步步为营”地拓展战略纵深的机会——在背靠大陆、依托远程岸基武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岸基飞机）以及沿海基地体系的情况下，濒临边缘海的国家可以首先对狭窄的封闭海域建立控制，进而以此为基础、向邻接的遏制点和大洋边缘推进。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对边缘海以及重要遏制点的控制将使一国获得争夺公海制海权的机会；最不理想的情况也可造就一种海上拒止（Sea Denial）态势，使敌方无法利用边缘海对该国实施干涉。

换言之，诚如埃里克森所言，“步步为营”的实质是将分块蚕食陆上领土的模式搬到海上，以远程岸基武器作为保护伞，掩护海军分阶段、分区块地提升作战能力，最终造就一道距本国海岸线数千海里的“防御蓝带”。防御者不必在全球击败海洋强国，只须使对手在越过“蓝带”时、要冒遭受重大损失的风险，便足以限制对手的行动。美国对“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敌意，原因也恰在于此：它所担忧的是中国利用反舰弹道导弹充当其水面舰队的保护伞，取消美国对西太平洋沿岸的即时干预能力，从而最终将影响到全球海洋经济的开放性和统一性——这恰好与美国海上战略的整体目标完全对立。中美海上竞争的核心问题，正是这种理念上的对立。

“要塞战略”的缺陷

问题在于：一个封闭的“海上要塞”，或者说以保卫本土为宗旨的“防御蓝带”，对中国究竟有多大意义？

从广义上说，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乃是一种“海洋转型”（Maritime Transformation），它试图把高度自给、立足内需、奉行保护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拥抱国际市场、实现商品和资本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利的增长模式。后者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海洋这一全球公域，并且与主导性海洋强国（美国）操控的开放政治经济体系不谋而合。而在40年的开放进程为中国积累起可观的红利之后，北京同样试图以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步骤影响更多的国家。既有的外向型经济以及输出资本的意愿决定了局限在东亚一隅的封闭政治经济势力范围对中国的价值不大，建立这样一个“要塞”与海洋经济本身的开放性特征也截然相悖。

站在北京的立场，对南海岛礁的经营、乃至试水印度洋的探索，似乎合于中国海军立足防御、稳步扩展影响力的既定策略。然而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像陆上战略那样步步为营地累积海上控制范围的“量”，并不能带来海洋能力层次上的“质”变。一战前的德国曾试图以“风险舰队”控制北海，继而以北海为杠杆、要求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但一旦英国以远程封锁方式限制了德国海军的活动范围，远离大西洋航路的北海即使为德国所独占，产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苏联海军同样试图完全控制其濒临的边缘海，但在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时，需要兼顾陆海两个方向的莫斯科被证明很难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海洋。这足以彻底否定“要塞战略”的模式。

不仅如此，身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中国，在发展海上力量时很难处在一种随心所欲的心理状态中，而受到天然禀赋、尤其是地理条件的制约。马汉将历史上曾经影响过一国海权发展的主要条件归纳为地理位置、自然构造、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的性质和政策六项，其中前三项就本质而言都是地理性的。一个无须在陆地上自保或扩张的国家自可以从容地集中精力发展海权，这是英美等国的先天优势；反之，陆海复合型国家往往要同时面对陆海两个方向的压力，在战略重点的选择和陆海两个方向的资源分配上需要更精细的战略缔造。这种缔造不仅与该国本身的战略意图有关，还要考虑它会给既有权力结构中其他国家带来的冲击。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个国家是否要争取强国地位必须由它自己来决定，但这种努力是否成功则取决于其他国家做什么反应。”（林恩：《单极幻想：为什么新的强国势必兴起》）

这里说的“其他国家”，不仅包含了因为陆海复合型强国发展海权而受到直接冲击的主导性海上大国，如拿破仑和威廉二世时代的英国或者“冷战”时代的美国，也包含了与该复合型强国在陆地和海上毗邻的其他国家。后者甚至要比主导性海上大国更早和更直接地感受到复合型强国调整其国家战略与军事路线带来的压力，这些国家的即时反应、尤其是带有抵制倾向的反应，对主导性海上大国采取遏制战略来应对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崛起，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不妨以一战爆发前的英德关系为例来分析这种冲击—反应模式的运作逻辑，这也是国际政治学者经常拿来与今天的中美关系做类比的一个模型。路德维希·德约（Luwdig Dehio）把不列颠帝国在其鼎盛时期的作用概括为“中介者”——当时存在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分布大体均衡的欧洲大陆，即所谓“大陆体系”；又存在一个以（形式上的）民族独立和贸易自由为原则的洲际远程贸易体系，即所谓“大洋体系”。主导性海上强国因为拥有实力占优的舰队和靠近主要海上交通线（SLOCs）的基地网，便可以在这两个体系间充当中介。

对大洋体系而言，皇家海军不仅确保了英国投资者能拥有进入世界市场、取得原料来源的自由通道，而且为一切遵循既存贸易秩序的商业主体提供了公利（Public Good），违背这一秩序者将遭到驱逐和禁绝。对大陆体系而言，英国无意直接介入或干预其内部事务，但倘若出现有能力攫取欧陆霸权、继而觊觎全球海上霸权的挑战者，皇家海军就是最好的力量投送工具，可以将英国从大洋体系中收获的经济和政治优势用于恢复欧陆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斗争：这也就是两个体系间的力量转移。

放任大陆体系被单一国家控制的危险在于，资源总量的价值、尤其是“生产”这一要素相对于贸易重要性的上升，使得一个拥有大洲级规模疆域的陆上强国有可能取得显著的经济优势，继而动摇主导性海上强国在经济方面的领先地位。

放任大陆体系被单一国家控制的危险在于，资源总量的价值、尤其是“生产”这一要素相对于贸易重要性的上升，使得一个拥有大洲级规模疆域的陆上强国有可能取得显著的经济优势，继而动摇主导性海上强国在经济方面的领先地位。有了稳固财源的支撑，再取得对外扩张必须的出海口，这种海陆两栖强国便可以迅速扩充海军，取消原有海上强国作为两大体系唯一中介者的地位。

“地理政治学之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对“心脏地带”强国俄国的恐惧，便是出于此种原因。而英国在先后面对路易十四—拿破仑一世法国与威廉二世—希特勒德国的挑战时，最为担心包括荷兰、比利时在内的低地国家的安全，除了意在防范对手以此为跳板入侵或封锁英国本土外，更是担心控制低地国家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就此操控洲际远程贸易，进而急剧提升其海洋能力。而无论拿破仑还是希特勒，他们赖以与英国相抗衡的经济武器都是封闭的独占性欧陆经济区，这是遵循贸易自由和航行自由原则的海上强国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大陆均势与海军优势，可以视为主导性海上强国赖以维系地位的两大支柱，两者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鉴于大陆均势的基础作用，主导性海上强国永远会怀着警惕心理防范地区霸权的觊觎者，并以津贴体制等工具作为手段，寻求该地区其他国家对觊觎者的制衡（也就是利德尔·哈特所说的“英国式战争方式”）。一般而言，这些邻国对区域均势的敏感度远高于它们对全球均势的敏感度——对一些“小国”而言尤其如此。而主导性海上强国对（至少是形式上的）民族独立原则的强调，更易于获得这些旨在维持现状国家的赞成。是以无论是法、德还是苏俄，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强国的称霸努力往往遭致主导性海上强国与毗邻的陆上国家的双向夹击，从而暴露其先天的双重易受伤害性弱点。

自这一角度审视，当可洞悉中美双方的视野差异之惊人。站在中方角度，无论是反舰弹道导弹的部署，还是南海“沙墙”的经营，希望展现的都是一种强硬但有限度的立场——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全球海洋统治权，北京的全部期待只是美方默认中国在第二岛链之内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和有效的对海控制。

但对美方而言，仅仅是这种局部封闭性势力范围的想法，即已威胁到了全球开放政治经济体系的基础。而中方在进入21世纪之后，在南海问题、尤其是海洋划界和“沙墙”营建问题上始终采取寸步不让的立场，站在北京的角度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近海海洋权益受损的一种补偿，但对周边国家、乃至整个外部世界而言却属于不折不扣的霸凌。当北京频频以受害者的语气批评美军舰艇、飞机在中国周边海域的“航行自由”示威行动以及抵近接触时，似乎从未意识到，易地而处，这正是南海周边国家看待中国行事方式时的感受。

“绝对安全”的误区

对中国而言，过去40年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所奠定的“东重西轻、南重北轻”格局，天然地决定了有针对性地扩充海上力量势在必行。但这种海上力量的能力类型与目标上限，始终是需要斟酌的重大问题。尽管中国政府向来以口头上的“不侵略、不称霸”作为一种立场申明，并且将其海洋能力升级的范围主要限定在第二岛链之内，但法德和苏联的前车之鉴已然显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对动机的判断往往被置于对实际能力的评估之下。因此，中国意图形成何种海上安保态势与正在建设何种构成的舰队，始终是美方关注的焦点。

2008年前后开始发酵的“南海偏执”或者说“能源通道焦虑”，构成了过去十几年中国强化海洋能力的心理动因。这类观点在强调“马六甲困局”和南海争端对中国能源安全构成负面影响的同时，开出的药方却是进一步采取战略攻势，一面实现南海岛屿的要塞化、“长城”化，一面以反舰弹道导弹（ASBM）为凭靠、阻止美军进入该海域。

能源安全之于中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性自然不必赘言，需要省察的是：马六甲航道和南海问题的严峻程度，是否真的到了只能以成本高昂的“硬”手段来解决的地步？答案至少不是完全肯定的。作为一系列战略性国际海上通道之一，马六甲海峡乃至南海航路“存在受阻风险”和“遭到完全截断”可以说是两个概念。发生后一种情况意味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人为隔绝在国际市场之外，实际上只可能由跨地区重大军事冲突所导致；那种条件下，常态保障已不敷使用，北京将以一切可能的军事和政治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在仅仅是“存在受阻风险”、特别是非国家因素导致的风险的情况下，所有经过这一航线的船只所受的威胁是均等的，利益相关方采取的应对策略也应当是集体化的。排他性的“沙墙”营建，实际上已经构成对海洋公利的僭夺和威胁。

另一方面，对南海乃至马六甲作为能源运输通道功能的强调，往往忽视了一项先决条件：从中东和非洲通往中国的能源航线并不始于南海。它们首先需要穿越印度洋腹地，经孟加拉湾才会抵达马六甲海峡。倘若把“存在受阻风险”这一可能性绝对化，则南海诸岛的要塞化依然不足以确保充分的安全，中国还需要把确保印度洋航道畅通的责任也一并揽过来。这在能力和成本上都没有任何可行性。

过度偏执的“能源强迫症”，本质上是一种危险的“绝对安全”观念。一方的绝对安全带来另一方的绝对恐惧，这一点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就没有改变过。当一国将其安全环境人为地预设成绝对敌意，进而按照这一预设建设一支在舰种和规模上都趋向“绝对全能”的大舰队时，它将导致的只有疑惧和对抗。将南海周边国家一概视为潜在假想敌，偏执地强调要确立战略性海上通道完全不受威胁的绝对状态，不仅激化了北京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矛盾，还使得区域安全与全球范围内的中美海上关系形成勾连，造成双重压力。结果遂使中国一方面要在西太平洋建设以反介入/区域拒止为导向的“海上长城”，另一方面仍要为维护分布广泛的全球经济利益而继续扩充远洋制海型舰队，两大作战系统难以形成耦合，财政负担却至为严重。这正是中国今日面临的困境。

若以西太平洋的区域海上安保为指向，则中国在装备了2~3个航母战斗群、一定数量的核潜艇和水面防空舰，以及具备区域外打击能力的空射反舰导弹之后，已经可以胜任常态环境下的大部分任务。在全球层面，发展以航母编队为中心的远洋水面舰队看似与美国形成了竞争，实际上却是避免战略猜疑和安全两难的理性选择——在现阶段，中国航母战斗群的技术水准和数量尚不足以和美国海军等量齐观，而这恰恰构成了某种“安全阀”。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高级研究员、原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吉原恒淑曾告诉笔者：“中国发展航母在美国并没有引发战略层面的恐慌，因为它与美国对未来海上冲突或者说海战的预期其实是一致的。”但当航母、“沙墙”和反舰弹道导弹结合为一个系统时，情况就变得大不相同了。深重的敌意遂由此滋生。

从历史经验看，倘若国家从一开始就抱定非此即彼的观念，并不断强化时不我与的紧迫感，很容易就会导向预言自证式（Self-fulfilling prophecy）冲突。这类冲突通常具备三大特征：其一，政策制订者对具体的、时时处在变化和消长中的国家间矛盾缺乏理性分析，而汲汲于某些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终极目标，并在心理上反复加以暗示。其二，由于把双边关系视作零和博弈，并认为国与国之间非友即敌，决策者对双边交流的价值不甚看重，很少考虑对方的战略处境和心理，对避免误解和矛盾升级也比较消极。其三，决策者往往为一种既焦虑又自负的心理状态所笼罩，一方面抗拒一切不够“完美”的政策路线，一方面强调既有的历史范例和规律不足以概括本国的特殊状态，而倾向于追求独特的、一步到位的解决方案。过度强调终极性、确定性和完美性，使得决策者在应对琐碎的日常接触时越发丧失耐性，最终不惜以全面冲突来获致“一劳永逸”的功效。

尤其微妙的是，非对称战略并非任何一个国家的专利品。2015年之后亚洲海上安全形势的一项新变化在于，南海周边国家乃至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显著增加了在新型巡航导弹及其发射平台（主要是潜艇）方面的投入，意图构造属于本国的小型“反介入”圈。美国在废止《中导条约》之后做出的陆基中程导弹部署前置、航空基地进一步分散化和机动化等安排，实际上使得反舰弹道导弹（ASBM）最重要的心理优势——陆基发射平台的不受摧毁性——遭到了重大挑战。“紧急制动”的时代已经过去，所有行为者都将处在高度的恐惧和不安全中。

（刘怡，资深国际时政记者）